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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系列訪談|萬博新經濟研究院滕泰:當經濟下行周期遇上了新供給和軟價值

作者:余思毅 2019-12-10 12:48

編者按:2019年全球經濟貿易增速顯著放緩,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速普遍回落,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面對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的復雜局面,2020年經濟形勢如何?時代財經推出“經濟學家系列訪談”,對話國內十位著名經濟學家,回顧、咀嚼2019,廓清、前瞻2020。

1341785955.jpg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萬博兄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滕泰

中國經濟如何頂住壓力在調結構、轉換新動能中占得先機?經濟下行壓力下,中國是否調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應對呢?12月5日,時代財經專訪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萬博兄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滕泰。

滕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下行有周期性問題,但更多是長期性的問題,不能按原有的周期眼光來看待,以為桃花謝了,只要熬到春天來花就會開。滕泰還提醒,不僅要重視總量問題,還要重視結構問題;不僅要重視宏觀政策,更要重視深化改革。他強調,要重視新時代的經濟規律,尤其新供給和軟價值。 

同時,對于明年是否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滕泰則表示,寬松的貨幣政策,要解放思想。比如輿論流行說“放水”,網上謾罵“放水”造成通貨膨脹等。其實中國物價上漲主要是供給結構性失衡造成的。比如豬價上漲是因為豬瘟或者是豬的生產周期造成的,跟貨幣沒有直接的原因。所以在整體產能過剩的情況下,老是用“放水”這種非專業的詞去批評貨幣政策,造成貨幣政策該寬松的時候不敢寬松。

在專訪的最后,滕泰說道,“《三體》有一句話講得很好。當魚類演化成爬行動物登上陸地時,它就不再是魚類;當爬行動物演化出翅膀飛上天空的時候,就不再是爬行動物。經濟演化也是一樣,當農民工習慣了城市生活之后,其實他們很難再回農村并適應那里的生活了。中國工業化進程進入后期了,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怎么去適應新時代?這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很快面對的問題。”

對話滕泰

滕泰,著名經濟學家,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創立者和代表人,軟價值理論的創立者和代表人,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央企業青聯委員。曾擔任銀河證券研究所所長、民生證券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等職務。 

時代財經:你是國內最早提出供給側改革建議的學者之一。國家于2015年底正式提出供給側改革,你認為,目前各部門完成度如何、進展如何?

滕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一個短期的階段性任務,而是一個長期改革的主線。具體可以從三方面的邏輯主線去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一個經濟周期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供給結構,在工業化的早期或者中期的話,這個問題不明顯,越是到工業化后期,供給結構老化的問題就越突出。中國仍處于周期的下行階段,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去刺激,不能說不起作用,但根本原因還是供給結構老化,必須得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推動供給結構升級,才能真正的扭轉經濟下行的趨勢。

第二個是從增長邏輯的角度來看,經濟要增長,涉及制度的條件、增長的要素和增長的技術新動力等條件。改革開放建立了市場經濟制度,享受了市場化改革紅利,還釋放了人口、資本、土地等要素紅利,并利用了西方工業革命的技術紅利。現在經濟增速下行,從供給側的改革紅利來看就是如何進一步深化產權改革和市場化改革來挖掘改革紅利,如何通過深化土地市場改革、資本市場供給側改革(金融供給側改革)、人口和戶籍制度改革等,挖掘新的要素紅利,并通過教育、技術等新體制改革來培育新技術紅利。總之,新供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增長的條件,土地、資本、勞動等是增長的要素,技術是增長的根本動力。供給側改革必須從這幾方面著手,才能再續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 

第三,此前我國進行的改革是漸進式改革,這種改革有優勢也有劣勢,劣勢就是留下很多計劃經濟的“砂礫”。比如說對很多要素、產品、服務都有很多供給約束。如何取消這些供給約束,這是漸進式改革第二階段所必須干的事。國家目前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包括減稅、降費、取消一些行政審批,這都屬于放松供給約束的范疇。

綜合上述三個方面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任重道遠,是一個長期的歷史任務,不是短期的一個情況。

時代財經:你在多個公開場合或專著中提到“再造新紅利”的說法,“要認識到軟價值還有軟產業的重要性”。你預判未來中國經濟的結構將會是怎么樣的呢? 

滕泰:軟產業是主要以人們的創造性思維為價值源泉,而不是以加工地球資源來滿足人民精神需要的產品。從新供給的視角看,5G產業鏈、物聯網、新能源、生物制藥、腦科學等新技術會成為經濟結構的主流增長點;從新需求角度來看,正如十九大報告指出的,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而滿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既包括高質量的物質產品,但更重要的是精神需要。

軟產業不光是第三產業,還包括軟價值占比超過50%的制造業,比如說蘋果手機或華為手機,它軟價值超過50%。品牌服裝,若只算棉花、布的價值,也許值一兩百元,但消費者可能花上千甚至上萬元,買的是品牌、款式、設計的價值。總之,制造業里面越來越多價值主體是軟價值,而不再是以前的硬價值。此外,“軟產業”還包括知識產業,如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管理、咨詢、教育、培訓等。它消耗的不是地球資源,而是創造性思維,創造的是軟價值。信息傳媒也是“軟產業”,騰訊、阿里巴巴、Facebook等。還有文化娛樂產業、新金融、新零售、健康醫療等。

總之,未來經濟結構會越來越“軟化”,軟價值從現在的百分之五六十可能會漲到70%、80%。所以所謂的“新舊動能轉換”,從經濟價值的角度來看,其實就是軟價值上升,硬價值下降的過程。

未來經濟增長還有一個不平衡性的特點。未來可能是20%的人口或產業,創造80%的經濟增長成果,另外80%的傳統產業未來可能增長逐漸放緩。政府要有相應的機制和前瞻性看到未來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性,以及不平衡增長可能帶來潛在的社會問題。

時代財經:11月19日胡潤研究院發布《2019胡潤財富報告》,總資產超千萬元人民幣的高凈值家庭少了3萬戶,比去年減少了1.8%,這是5年來首次下降。以高凈值家庭構成為例,他們65%是企業主,10%是炒房者,20%是金領,5%是職業股民。你怎么看高凈值家庭的財富縮水呢?

滕泰:在經濟下行周期里,資產市場會收縮,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這也跟房地產市場、股市、債券市場的收縮“去杠桿”有一定的關系。

從宏觀上看,首先,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已經從30%、20%降到個位數,因此,固定資產投資相關的企業會受影響。第二,在房地產方面,快速城鎮化已經到了后期階段了,現在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0%。城鎮化速度的放緩,房地產產業鏈相關的70多個行業,增速放緩也是必然的。第三,出口增速在下滑,對美出口今年以來負增長20%,所以跟出口相關的產業也會受一些沖擊。

但也有些企業家過得不好可能不是宏觀的問題,而是在不該擴張時過度擴張的問題。還有一部分民營企業家可能是跟轉型有關。比如傳統零售行業,受到新商業模式的沖擊和新技術的挑戰。所以,國家要盡快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企業家更要順應時代潮流,創造新供給,滿足新需求。 

時代財經:預判2019的GDP增速是多少?明年經濟增長會回暖嗎?

滕泰:我預測今年6%左右,明年是在6%~5.5%之間。當前中國經濟是結構性的問題,更多的是長期性的問題,不能按原有的周期性的眼光來看待。如果真的全是周期性原因,只要過了冬天,春天還回來的,桃花謝了還會開的。但是某些行業如果是跟快速工業化、快速城鎮化、出口快速增長相關的,舊紅利已經過去了。所以更要關注長期性問題和結構性問題,要深化改革來再造新紅利。

時代財經:第三季度央行強調堅決不搞“大水漫灌”,貨幣政策穩健主基調未變。你認為不久將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可能到來?

滕泰:積極的財政政策一直在提,但是受制于減稅、各種財力的限制,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是有邊界的。明年,財政政策還會積極,主要是一些新型的基礎設施的投資,比如說5G方面的投資、城市地下管網等,可以進一步加大力度。

但寬松的貨幣政策,要解放思想。比如輿論流行說“放水”,網上謾罵“放水”造成通貨膨脹等。其實中國物價上漲主要是供給結構性失衡造成的。比如豬價上漲是因為豬瘟或者是豬的生產周期造成的,跟貨幣沒有直接的原因。所以在整體產能過剩的情況下,老是用“放水”這種非專業的詞去批評貨幣政策,造成貨幣政策該寬松的時候不敢寬松。

在如此嚴峻的經濟下行中,中國貨幣政策一直只提“穩健的貨幣政策”,但“穩健的貨幣政策”如何做到寬松有度?如何能夠切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這是決策者應該嚴肅考慮的問題。

中國社科院劉迎秋教授的研究認為,中國的M2的增速如果保持在GDP的1.82倍是比較合理的,如此推算,GDP如果保6的話,M2的增速應該6×1.82等于11%左右。但實際上M2增速連續幾年是個位數,根本滿足不了市場的需要。判斷貨幣總量是多是少,第一要看企業融資需要滿足了沒有?事實上,大量的企業借不到錢;此外,要看融資成本有無降下。如果企業實際融資成本沒有下降,就說明貨幣供給偏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迫于一些錯誤的輿論壓力不敢放松的話,顯然貨幣決策還是有解放思想的問題。 

時代財經:你能給財經讀者推薦3本書嗎? 

滕泰:第一本推薦我的新書《新供給經濟學:用改革的辦法,推動結構轉型》。這本書將于12月中下旬面世。第二本書是《軟價值》,它闡述了新經濟的軟性特征和價值創造的新規律。第三本是推薦一本科幻小說《三體》。

文章來源:時代財經 編輯:王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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